国家发改委: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9大着力点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0507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重点要从九大方面发力,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稳定的国内需求是一国经济发展最为稳定、持久的动力。同时,庞大的国内需求也是我国最大的优势,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底气所在。为此,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使我国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全面促进消费。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居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应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第一,应提升传统消费。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商品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20%,是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要顺应我国汽车、家电等消费步入成熟阶段后的变化与要求,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其以质量品牌为重点,朝着绿色、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第二,应培育新型消费。在现代信息技术带动下,信息消费产品、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消费新模式蓬勃发展,适应了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了消费增长空间。第三,应发展服务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是客观规律。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5.9%,比2018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但受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影响,我国健康、养老、育幼、文旅、体育等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缓慢,相关改革滞后,造成一些服务供需矛盾突出,一些服务需求潜力难以激发的局面。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要求,推动生活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第四,应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指的是政府在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以及卫生健康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公共消费关乎安全与保障。这就要求在财政可承受的前提下,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消费支出。第五,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优化消费环境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必要保障。要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关键环节,大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二是拓展投资空间。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要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就无法绕开投资这个关键环节,必须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第一,应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补短板强弱项投资力度,着力完善传统基础网络,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补齐社会民生等领域短板,发挥投资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第二,应着眼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增长点,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商品的极大丰富,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前,由信息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深入发展,稳住并扩大制造业投资是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关键一环,既要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又要激发市场投资先进制造业的积极性,瞄准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机器人、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增强新产业新业态顺应新需求的能力。第三,应着眼于增强基础支撑能力,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和保障生态安全等,加大一批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投资。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只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才能畅通产业链循环;只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不断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扩大就业岗位和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民群众收入;只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才能破解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是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我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制造等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基础研发工具、关键部件和工艺设备等受制于人,存在明显断链风险,导致产业循环不畅。急需聚焦“卡脖子”环节,加强联合攻关,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对近期需要实现产业化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积极探索“企业为主导+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力+政府支持+开放合作”的组织模式。对需要长周期持续投入的关键核心技术,以新的机制和模式组建若干国家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开展长期攻关。积极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努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
二是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的资源要素只有通过企业才能有效组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循环。但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当前制约双循环的突出短板。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1.3%,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有研发活动企业的比重不足1/3,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研发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迫切需要适应经济转型发展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创新的经济政策支持,加快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体制,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三是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但我国研发资金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仅为6% 左右,与发达国家相差数倍。我国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大国之间围绕科技革命制高点的争夺越发激烈,过去以引进吸收为主的技术创新方式已不适应当前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积极探索能够引领未来、代表进步方向的下一代技术,努力使我国基础研究进入世界领先水平,切实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我国现行科技创新体制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与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不适应,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使创新主体各归其位,释放我国巨大的创新、创业、创造潜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创新动力。
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这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带来挑战。应深刻认识到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提高全球产业分工地位的紧迫性,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新时代产业基础能力体系,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链。
一是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产业基础能力决定着产业发展高度和国家产业安全水平。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和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调动国内产业力量,强化协同,促进“点式突破”与“链式协同”相结合,推动重大示范工程实施,加快补齐产业基础短板。
二是提升产业链控制力。是否拥有产业生态主导企业、是否拥有具备“撒手锏”的零部件供应企业,是决定产业链控制能力的关键。因此,提升产业链控制力的重点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培育产业生态主导企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增强对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准和核心技术的控制力。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调动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做大做强。应激发国有企业、现代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力,建立适应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链主导企业培育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创新企业培育,把发展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造数量多、质量优、潜力大、成长快的创新型企业集群。
三是促进产业链联动发展。推动产业链联动发展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重点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供需联动发展,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促进内外联动发展,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结合,促进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衔接,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联动发展,加强产业化、市场化联动,建立共性技术平台,促进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促进要素协同联动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实体经济发展导向,以相关政策协同为保障,促进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资源顺畅流动,加快构建以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要素为支撑的新优势。
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短板在“三农”,深厚基础也在“三农”。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聚焦聚力改善农业供给、扩大乡村消费、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和强化“三农”压舱石作用。
一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适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当一部分体现为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的向往。目前,我国农业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不强,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乡村旅游产品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必须坚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业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高供需适配性,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将经济发展的底盘牢牢托住。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二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扩大农村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短板还很突出,农田水利、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等建设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无论消费,还是投资,都蕴藏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一批牵引性强、有利于生产和消费“双升级”的现代农业农村重大工程项目,特别是适应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如信息基础设施、冷链物流设施等,全面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建设,培育城乡流通主体,健全农村消费网络,提高农村消费便利化水平,降低农村消费成本,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品质,有效释放农村农民需求。
三是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人地钱技”汇聚。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目前,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尚未根本破除,农业农村发展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良性循环格局尚未形成,导致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设出台一批含金量高的重大政策,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其中,人地关系是关键。应在农村“三块地”改革上有更大突破,构建基于城乡人口流动的土地权益匹配机制,增强要素流动协同性,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安心落户、融入城市,让返乡群体、工商资本能扎根乡村、创新创业。
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区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载体,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经济循环还存在不少堵点,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激发城乡区域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可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广阔的纵深空间、多梯度增长与多样化发展的载体支撑。
一是发挥重大区域战略实施的引领作用。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可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强大的动力引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支撑我国经济创新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优势,可率先在畅通经济循环上取得新突破,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践探索和先行示范。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域广阔,以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为依托,积极有序推进产业转移承接和经济协作,有利于促进东中西部循环联动和东西双向对外开放,可为全国跨区域大循环提供有力传导。
二是深入实施四大板块区域战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梯度差异大,且资源禀赋条件各异,这为全国加快形成大循环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纵深回旋空间,也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了多元化的支撑保障。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梯级联动发展,也有利于培育更多消费、投资和出口新增长点,从而在扩大内需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支撑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三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力,需要推进宜居城市建设,这个过程将创造巨大的需求。此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村农业发展潜力,形成更多新增长点。为此,应全面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积极发挥县城和乡镇的城乡循环支点作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协作互动,加快形成城乡循环联动新格局。
四是着力拓展海洋发展新空间。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海洋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海洋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空间载体。应按照海洋强国建设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发展,以陆促海、以海带陆,积极向海发展,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壮大海洋经济增长点,加强陆海互联互通建设,发挥海洋优势,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合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陆海统筹循环新支撑。
六、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对于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具有重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一是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尽管我国综合交通网络已具有相当规模,但与新发展格局要求相比,交通网络布局功能和运输结构仍不合理,部分骨干通道能力紧张,城市群、都市圈交通网络以及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不足,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境地区等交通设施仍然相对滞后,这些“硬件”设施短板需要予以精准补齐。与此同时,运输服务、组织、管理等“软实力”提升的任务更为紧迫,需要充分对接现代经济运行和流通组织要求,创新运输服务和组织模式,大力发展智能交通、绿色交通,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畅通国际、区域、城乡要素流转水平。
二是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物流延展力和功能衍生性有限,与现代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组织运行联动不足,是当前影响我国物流发展以及流通效率提升的重点问题。需要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战略支点,加快建立适应新发展格局下经济运行、产业联动的物流“通道+枢纽+网络”和流通“平台+模式+渠道”的总体布局。全面提升物流服务品质,大力发展智慧、绿色、冷链等专业物流,发掘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经贸流通价值,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强化应急物流体系建设,提升应对突发事件保障能力。
三是推动交通物流等传统小流通与金融信息等现代大流通深度融合发展。流通发展方式相对传统,“小流通”与“大流通”联动不足,是制约流通效能提升,进而导致支撑国民经济循环运行有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以跨界的思路开拓创新,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作用,推进交通物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领域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骨干流通企业,打通国际流通渠道。对标国际先进流通规则和惯例,完善流通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加强土地、人才、规章标准等要素支撑体系建设。强化与现代金融的深度联动,充分释放“流量效应”,培育通道经济、枢纽经济等现代流通经济新业态、新范式。
七、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键要做好就业和收入分配文章。只有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才能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进而带来消费环节的顺畅,才能最终实现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只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居民持续稳定增收和生活品质改善,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只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进一步扩大消费和拉动消费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和有效内需,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收入之源。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仅是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也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带来收入的提升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收入平稳增长及分配结构优化必然带来消费规模的扩大及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稳定和扩大就业,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更加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
二是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劳动力再生产良性循环的保障。目前我国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并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不完善,这制约了居民持续稳定增收和生活品质改善。此外,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及包括重特大疾病等在内的生活风险压力过大,导致部分群体“不敢生育”。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对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提升全社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要加快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望和基本条件,是拉动生产、促进消费的最大群体,也是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最稳健的动力。因此,让大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消费升级和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大力拓展民众收入及财富的增量渠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流动。同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使之成为大国内部可循环的主力军。
八、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才能既推动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又增强发展的主动权和安全性,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与水平。
一是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贸易、资金等互联互通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深入推进,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畅通“一带一路”大市场。应同各方共同继续努力,加快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设施联通网络。应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规范企业行为、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下功夫,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应推动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让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效流动起来。应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形成多层次合作架构,为“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是以贸易创新发展为抓手推动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贸易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对外贸易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力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应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这张“王牌”扩大进口,使我国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巨大引力场。应不断提升出口质量和效益,走优质优价道路,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应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进出口。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培育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面向全球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我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但资本双向流动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双循环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应继续积极稳妥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本供给,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应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国内国际实体经济循环提供强大的货币金融支撑。应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探索新形势下的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建立健全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
九、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各领域改革走到关键时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科学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有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导致风险扩大、矛盾激化。因此,需要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打好防范外部经济和资源能源冲击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内部金融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战略主动战。
一是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针对人工智能芯片、5G芯片、原研药、新型发动机、新能源电池、精密仪器仪表等高技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加大原始创新投入力度,完善国家重大基础科技研发平台体系,促进相关技术装备供应的多元化,大幅提升对核心技术、标准、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行评估,识别风险等级,分类施策,及时提供风险预警与应对方案。制定和实施制造业降成本专项行动,稳定国内制造业发展。
二是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应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要继续加强国内油气干线管网建设、务实推进国际能源合作,建立多元供应体系。同时,发挥我国在能源技术、资金、装备、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维护水利、电力、供水、油气、交通、通信、网络、金融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多元化,提高资源能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
三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应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全面、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四是确保生态安全,实现永续发展。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应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方法论,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长效机制,加快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高度重视和逐步强化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新型污染物治理,切实以绿色发展引领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同。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来源: 新华社来源自: 中央政府网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2024年7月31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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